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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22 14: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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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上海自貿區建設五周年,民商事法律關系“涉外因素”認定、商業保理創新模式界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空白點,被上海法院逐一明晰、判別。
2013年9月至2018年8月,上海法院共受理涉上海自貿實驗區案件27萬余件,一審服判息訴率達 。其中金融商事案件數量占到近一半,約為 萬余件,涉案標的額 億元。
“5年來,面對上海自貿試驗區陸續推出的‘負面清單’、準入前國民待遇、‘證照分離’‘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等全新實踐,上海法院及時更新司法審判理念,正確適用法律,平等保護中外當事人合法權益。”上海高院民二庭庭長潘云波表示。
界定商事及金融模式的邊界
在涉外審判方面,上海高院準確把握涉訟糾紛與中國投資主體的實質利害關系,依法準確行使司法管轄權。
以“西門子貿易(上海)有限公司訴上海黃金置地有限公司申請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案”為例,判決該案的關鍵因素在于系爭合同是否具有涉外因素。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合同主體上,盡管合同雙方都是中國法人,但均注冊于上海自貿試驗區內,且是外商獨資企業,應認定主體上有涉外因素;貿易模式上,涉合同相關設備的交付流程是在自貿區內辦理清關手續后,再轉到區外,也應認定為有涉外因素;綜上,確認仲裁條款有效。
該案尊重規則,恪守《紐約公約》裁決執行義務,其裁定結果直接推動了上海自貿試驗區內企業選擇境外仲裁的突破性改革,是值得司法借鑒的成功范例。
同時,為提高涉外商事案件準確適用,上海高院與高校合作建立委托查明外國法的工作機制。比如,靜安區法院就曾委托查明并適用美國華盛頓州法律及時審結了一起臺灣當事人與外資銀行的儲蓄存款合同糾紛案件。
另一方面,一些新型金融模式涉案主體廣泛、涉案形式復雜,為上海法院的審理工作帶來了空前的司法難度。
以“卡得萬利商業保理(上海)有限公司訴福建省佳興農業有限公司、陳小峰商業保理合同糾紛案”為例,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在商業保理法律關系中,可轉讓的未來債權應具有合理可期待性與確定性。而此案中,僅依據佳興公司虛構的經營狀況,不足以對此案所涉及未來債券產生合理期待,該債權不具備債權轉讓之法律基礎,故雙方的法律關系不符合商業保理的基本法律特征。
目前商業保理在上海自貿區內迅猛發展,這是以債券轉讓為基礎的新型融資模式,精髓在于預期財產收益的提前變現;此案涉及商業保理中未來債權的可轉讓性問題,在保理業務中,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基礎合同是成立保理的前提,而債權人與保理商之間的應收賬款債權轉讓則是保理關系的核心。
在另一宗“郭秀蘭訴光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證券交易所、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期貨內幕交易責任糾紛案”中,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郭秀蘭在內幕交易時間段內進行交易,且其主要交易方向與光大證券公司內幕交易相反,推定存在因果關系,相關交易損失應由光大證券承擔。
此案對于交易所監管職責的性質以及其是否應就其監管行為承擔民事責任的問題,理論界及實務界存在爭議。在闡明了資本市場的市場、法律邏輯及監管邏輯的前提下,法院確立了交易所民事責任相對豁免原則,即若交易所行為的程序正當、目的合法,且不具有主觀故意,則無需承擔民事責任。
收案結構反映市場需求
涉上海自貿試驗區案件主要類型為金融商事糾紛、投資貿易糾紛和知識產權糾紛。
其中,在投資貿易糾紛領域,涉跨境電商、跨境債券債務轉讓等新類型不斷出現,反映上海自貿試驗區不斷放寬投資范圍、推進貿易便利化給市場主體帶來的影響。
知識產權糾紛案件正呈快速增長趨勢,從第一年度的8件到第五年度的4407件,表明了上海自貿試驗區與上海科創中心間的聯動與深化,市場主體尋求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需求較為迫切。
“越來越多的外國企業和在上海自貿試驗區以外的國內企業,在提起知識產權訴訟的時候,都會選擇與上海自貿區有關的連接點,也就是選擇浦東法院作為管轄法院,比如我庭審結的迪士尼訴廈門藍火焰、北京基點公司著作權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上海浦東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庭長徐俊說。
例如,“浙江淘寶網絡有限公司與上海載和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等申請訴前停止侵害知識產權糾紛案”是全國首例涉電子商務平臺不正當競爭訴前行為保全案件,該案嚴格把握了不正當競爭糾紛訴前行為保全的3個審查要件,有效控制了知識產權侵權的損害度,體現了司法救濟的及時性和有效性。
在上海自貿試驗區設立之初,上海高院就及時制定了《上海法院服務保障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意見》,全方位、系統性地為全市法院服務保障上海自貿試驗區工作明確理念、統領方向。
上海法院還創新完善涉外商事審判機制,加強涉外商事案件審判質效管控,積極推進審判精品化戰略。同時,針對開放名冊、臨時措施、友好仲裁等涉上海自貿試驗區仲裁制度創新,上海法院及時作出司法回應,制定了相應的仲裁司法審查和執行工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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